企业文化

  1979年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56岁的决心开始在内地投资。经过和广东省政府接触后，提出自己投资1350万美元，在广州建一家五星级宾馆——白天鹅宾馆。

  对于投资内地，最大的担心就是政策发生明显的变化。因此在那一年，每次到达北京，都要先去看看首都机场的一幅壁画。只要壁画还在，就能放下心来，安心在内地搞投资。

  1974年8月，首都国际机场第二次大规模扩建正式动工。虽然这项工程被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，但由于国家外汇存底很少，很多原材料需要到国外购买，因此整个工程整整持续了5年之久。

  在工程即将落成之际，机场建设的总指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由于机场内部的墙面按照国外的装修方法，要消耗很多钱，因此他提出让国内的艺术家搞搞创作，这样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，一举两得。

  很快，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被委任组建创作小组。四十多名美术工作者在张仃的号召下，从全国十七个省市奔赴北京。

  经过对壁画题材和风格一番讨论后，张仃将结果向机场建设总指挥进行了汇报。结果这位领导非常开明，对张仃说：“你们艺术家去讨论，自己选定题材，文责自负就行了。”

  经过270个日夜的通力合作，机场内七幅壁画创作完成，分别安置在机场二楼的东西餐厅和贵宾休息室。其中最大的一幅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，却迟迟没有揭幕。

  这幅画是以傣族传说为题材，表现了傣族泼水节的由来。由于其中包含沐浴的场景，因此作者袁运生就大胆地画入三个浑身赤裸的傣家女子。

  迫于舆论的压力，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找到袁运生，询问他是否能将壁画改一下。袁运生坚决回应说不能改，历史上教皇让米开朗基罗改画，就酿成了一件丑闻，因此改画也有损我们的祖国现在的形象。

  “那就不用改了。”听完袁运生的理由，王任重表示同情，并决定将这个压力顶下来。

  后来机场建设总指挥听说之后，让人先将壁画用纸遮一下，等看完了再说。

  当年10月，和其他领导人到机场参观。当时袁运生不在现场，壁画作者之一的费正向介绍了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这幅画，并告诉这幅画引起了争议。

  “这有什么好争议的，艺术表现很正常。我看可以出版嘛。你们马上印成画片在机场出售，卖给外国人……”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。陪同参观的王震说：“这是科学。”说：“有些人就是少见多怪。”

  的一番话，给了艺术家们极大的鼓舞。首都国际机场壁画一经亮相，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。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这幅画很快被海外媒体敏锐地捕捉到，称“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女人体，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”。

  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，被赋予了特殊含义，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象征。这也正是投资内地之后，每次进京都要看一看这幅壁画还在不在的原因。

  经过媒体的不断报道，画画的人如同朝圣一般，不远数十里跑到机场观赏壁画。尤其是美院的学生，更是特意带上了学生证，以验证自己真的是为艺术而来。

  因为当时美院的学生上课画模特，都是穿着泳装的模特，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术。

  在赞叹这些壁画的同时，人们不禁对这幅壁画的作者产生了好奇。要知道以袁运生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，就因为对苏联某位大师提出批判，结果被错误地说成是反苏，后来又被发落到东北。

  一个常年在东北的画家，怎么能画出傣族的泼水节呢？这里就必须提到一个人，袁运生的好友丁绍光。

  1978年，云南美术出版社找到丁绍光，想请他画《周总理参加泼水节》。丁绍光立刻想到了刚刚被摘掉特殊标签的袁运生，就决定将这个机会让给袁运生。有了丁绍光的推荐，袁运生被请到了云南，不但为出版社画了画册，还在云南写生三个多月，举办了自己的写生画展。

  后来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小组找到袁运生和丁绍光，让他们各画一张。丁绍光说西双版纳的只能画一张，再一次将机会让给了袁运生，还帮助袁运生画，出点子。

  自从接到创作壁画的任务后，袁运生极为兴奋，甚至天天加班加点。毕竟这批壁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活动。

  在确定了泼水节这个主题后，袁运生考虑要画沐浴的场景，就不能给人画上衣服。按照当时的环境来说，在公共场合展现裸女形象，必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议，甚至会引火上身。

  因此，袁运生为了不让别人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趁着大家都去开会的一天，独自一人将三个人体全画了。为了可以通过审核，袁运生在草稿上画了很多线，看上去就成了穿着衣服的。

  但袁运生并没有打算画上衣服，他要在壁画上墙的时候，将这一艺术真正地反映出来，等完成之后就没有很好的方法再改了。

  不出袁运生所料，审查虽然顺利通过，但壁画创作完成后，却迟迟未能揭幕，甚至还被要求改画。所幸有拍板，才让这一风波暂时过去了。

  随着慢慢的变多的人来参观《泼水节》，又有人开始拿女裸体大做文章，而且文章越做越大。当时42岁的袁运生正在为调入中央美院做准备，却被突然告知，要在他的壁画前召开一场现场讨论会。

  请来的少数民族同胞都是一些县级干部进修班的学员，一共40多人，讨论《泼水节》壁画中的问题。整个现场会中，学员没有对画中的裸女提出意见，而是质问袁运生为什么没有给画中的人物画上笑脸，为什么没有拖拉机、高压电线以及塑料凉鞋等等现代化的东西。

  提问环节结束后，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开会。袁运生没等主持人说话，率先站起来主动出击，讲述了自己创作《泼水节》时候的想法。原本这幅壁画就不是傣族现在的生活，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，而且自己所表现的是傣家人的一天，和具体的时间没关系。

  经过袁运生的一番解释，现场的少数民族同胞态度立刻转变，都表示自己的发言不准确，没有理解作者的本意，希望之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交流。

  1980年袁运生正式被调入美院不久，就听说自己的壁画要被毁掉，一些关心和支持他的人对此也非常无奈。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袁运生找到当年为壁画作过报道的记者，请他帮忙写一篇内参，寻求的帮助。

  在内参发出没几天后，王任重再次召见袁运生，见面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其实我十分喜爱你创作的这幅壁画，放心，我们不会将这幅画会毁掉的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想想办法该怎么去办。”

  经过一番讨论后，王任重提出将壁画用薄薄的纱帘遮起来，以缓解眼下的矛盾冲突，毕竟遮住总比铲除要好。袁运生无奈同意了这种做法。

  很快，《泼水节》壁画上的三名裸女被“穿”上了一层纱衣，参观的人类能透过纱衣看到裸女，也可以掀起纱衣一探究竟。

  这件事情暂时过去后，袁运生在美院除了教学外，基本上没有其他事情可做，受邀设计的壁画几乎全部遭到枪毙。当时壁画系系主任对袁运生的遭遇感到惋惜，多次为袁运生发声未果。

  1982年，《泼水节》壁画的裸女部分被用三合板做成的墙挡住，而袁运生不堪机场壁画的困扰，去了美国做访问艺术家，找到一个空间全身心的画画。

  1990年，袁运生的哥哥袁运甫从国外弄到一批昂贵的壁画保护液，要给机场壁画涂上一层，以利于壁画长期保护。轮到《泼水节》这幅画时，袁运甫问机场工作人员，三合板底下的部分要不要涂。机场方面回应说可以拆掉。

  袁运甫当即找来十几个学生，将挡板拿掉。被挡了8年之久的裸女终于重见天日，但人体部分的色彩明显比周围壁画的颜色要新一些，引起风波的那一部分反而显得格外醒目。

  1996年，袁运生受邀回国在中央美院执教。两年之后首都机场二次扩建，规模更大的新航站楼取代了老候机楼，老候机楼从此开始淡出大众的视野。

  2002年，袁运生通过电视看到老候机楼现场一片狼藉，壁画下堆满了木头、沙土和砖石，甚至工人们还在壁画下搭着休息的铺位，不禁为机场壁画感到深深的担忧。

  可惜当时机场候机楼正在封闭施工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入内，袁运生未能如愿见到壁画。

  在长期得不到壁画下落的情况下，袁运生和哥哥袁运甫决定自己出资，为壁画“赎身”，而且清华大学美术馆也愿意永久保存这些壁画。但当他们向机场方面询问壁画去处时，被告知所有壁画都装箱了，被保护起来了。

  对于机场方面的这种观点，袁运生本人是不相信的。因为在所有的壁画中，只有袁运生的那一幅壁画可以拿下来，其他的壁画已经和墙结为一体，想要取下来，必须将整个墙面切割成一块一块的。

  而且这些壁画想要移动位置，一定要经过非常专业的手段进行，处理前要进行大量的论证。因为这些壁画的材料各不相同，只有原作者才知道壁画与墙面的关系。

  但由于机场对壁画的处理完全处于秘密状态，对外界的解释也无法令人信服，袁运生不禁担心壁画凶多吉少。

  不久，机场总指挥给袁运生兄弟打去电话，表示机场方面会全力保护壁画，不得毁掉，不得出售。机场壁画要作为文化遗产永久保护，候机楼内的设计也会根据壁画做出相应的安排。

  2004年，装修过的老候机楼重新启用。有人在一家餐厅内找到了《泼水节》这幅壁画，可惜这幅壁画被吧台和操作间挡住了一部分，四周还挂满了红灯笼，在这里就餐的旅客，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这幅壁画。

  后来这幅《泼水节》再次被拆下装箱，引发了专业领域关于壁画保护和文化保护的话题。而作为这幅壁画的作者，袁运生一直感慨墨西哥保护壁画的例子：主创人员在壁画所在建筑拆除前，经过广泛论证决定整体迁移。当时用了20辆大型卡车将整个壁画吊起来，运到目的地后，以壁画为中心修建了一个博物馆。

  袁运生曾这样说过：“墨西哥国民对待壁画的态度，我们当然不敢期待，像保护永乐宫一样保护机场壁画，我们也不敢期望。”因此，袁运生后来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上，培养年轻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感觉，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。